掌互通巴西媒体：亚洲成为世界经济“新活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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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现象：世界经济活力中心的转移。曾经围绕作为工业化、金融和政治霸权摇篮的北大西洋运转的经济活力中心，正迅速向太平洋转移。

新兴力量引领绿色发展

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统计数据和全球论坛上，也体现在外交姿态和新的议程中：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证明，世界经济的未来不仅将是绿色的，而且将是东方化和多极化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象征着世界体系的历史转折点。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代表团在环境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欧洲则保持谨慎，美国则在州长和私营企业之间出现分歧。

如今的贝伦会议象征着全球决策权从传统的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转移。

亚马孙雨林作为本次会议的象征性舞台，已成为新经济的隐喻：21 世纪的绿色经济诞生于不同以往的格局之中，新兴力量引领着创新、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它们不再仅仅是原材料出口国。

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和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 · 富尔塔多提出的"资本主义活力中心"概念，指的是集中了技术、投资和金融控制权的体系核心。20 世纪，这一中心位于美国 - 西欧轴线上。如今，所有迹象都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点结构性地向东迁移，中心位于中国、印度和东盟。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金砖 + "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 35%，而七国集团的这一比例为 28%。全球超过 60% 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自 1945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缘经济再分配。

东方打造 21 世纪实验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克鲁格曼曾经指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发生变化"。他认识到掌互通，工业和技术生产的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产业和气候政策必须取代旧的紧缩模式。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用以解释西方生产集中的现象，如今同样适用于亚洲的蓬勃发展——从深圳到班加罗尔，从首尔到雅加达。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 · 萨默斯则代表了对旧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

他指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争论，那就是：技术胜过关税。"在多年来捍卫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之后，他意识到 21 世纪的经济主导权将取决于国家资助创新和科学的能力。对他而言，中美竞争表明，技术和规划取代了关税和意识形态叙事。

来自克鲁格曼和萨默斯的观点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 沃尔夫的诊断不谋而合。

沃尔夫多年来一直警告大西洋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衰竭。这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出发点，最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世界经济的活力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在那里，国家和市场围绕创新和生产主权而汇合在一起。

东方正在巩固其作为 21 世纪工厂和实验室的地位。如今，亚洲在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台积电供应全球 90% 的先进芯片 ; 华为和三星主导着 5G 网络和量子人工智能 ; 比亚迪和塔塔汽车在电动汽车领域不断取得进展 ;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正在成为关键软件和矿产资源的枢纽。

亚洲内部贸易已占全球贸易的一半以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连接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一个替代传统西方海上航线的物流体系。巴西地缘政治学家佩佩 · 埃斯科瓦尔称这一网络为"国际体系转型的萌芽"。

在这位专家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新时代，这是生产性地域的重新划分。

美国试图阻碍全球合作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领导力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矛盾。即使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强国，美国也发现自己逐渐被排除在集体决策之外，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贸易和金融谈判，无一例外。

特朗普试图以强制力和孤立主义的言论来弥补霸权的结构性丧失，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华盛顿日益成为全球合作的障碍，而非推动力量。

当世界其他国家都在构建生产性相互依存的网络时，美国却封闭自身，奉行否认主义和防御性保护主义：因对产业过时的恐惧而树立关税壁垒。

这种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不协调才是帝国衰落的真正标志。

世界经济活力中心的转移已成定局。建立在债务、金融化和自由主义话语之上的大西洋霸权，正在让位于以太平洋和全球南方为根基的经济发展，后者以技术和绿色为驱动力。

不再是西方主导规则，而是世界书写自己的规则。新的多极格局挑战着传统的权力结构：面对"金砖 + "、亚投行和其他亚洲创新网络等新的区域安排，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的中心地位正在下降。（编译 / 王萌）